开元体育官网高层决策内参，一个十分重要的证据就是直线上升的边际资本产出率，从2007年的3.5上升到2015年的5.9，也就是说，同样生产一个单位的GDP所需要的资本投入量已经大幅上升，这个趋势如果保持下去，那么总有一天，任何新的资本投入都不会带来新的产出增长。这就是“日本失去的二十年”的故事，也是我们今天面临的最大的风险。

　　北大国发院教授、副院长，北大互联网金融中心主任，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黄益平认为，当前中国经济最大的风险不是金融危机，而是经济增长停滞，一个十分重要的证据就是直线上升的边际资本产出率，从2007年的3.5上升到2015年的5.9，也就是说，同样生产一个单位的GDP所需要的资本投入量已经大幅上升，这个趋势如果保持下去，那么总有一天，任何新的资本投入都不会带来新的产出增长。这就是“日本失去的二十年”的故事，也是我们今天面临的最大的风险。本文根据黄益平教授2016年9月24日在人文经济讲座上的演讲整理而成。

　　两位美国经济学家雷恩哈特和罗格夫在2009年出了一本畅销书：《这次不一样》。书中梳理并分析了人类历史800年来的各种金融危机，一个主要的结论，是钱借多了、杠杆太高，容易出问题。

　　这个道理听起来很简单，但金融危机的故事在不断地重演。自2008年以来，中国的杠杆率一直在快速上升，这让人担心中国版金融危机是否正在不断逼近。最近国际清算银行做了一个研究报告，提出在很多国家出现了风险铁三角现象：生产率下降、杠杆率上升、政策空间收窄。三个因素搅合在一起，很难走出来，所以叫风险铁三角。这三个方面的问题，当前中国经济中似乎也都存在，这就是今天我们面对的经济挑战。

　　今年政府提出五大经济政策任务“三去一降一补”，其中一个是去杠杆。目前看，去杠杆政策的成效不大，任重道远。实际上，无论是学界、业界还是政界，对高杠杆问题有普遍的担忧，但在很多具体问题上，认识并不深入，起码共识不清晰。比如：当前中国的杠杆率到底高不高？高杠杆风险究竟集中在哪些领域？凡是杠杆都是不好的吗？另外，杠杆怎么去？对这些问题，我们需要更深入的了解和分析。

　　谈到杠杆率，有几种不同的定义，虽有细节不同，但理念大同小异。国际比较中常用综合性指标是M2/GDP。中国的负债率做一个简单的跨国比较可以看到，M2占GDP比率已经达到200%，美国是80%。除了日本比我们高，再比我们高的已经不多。还有一个更常见的综合性指标是非金融负债与GDP之比，我国目前是240%左右，这个数字超过多数新兴市场经济的水平，但跟发达经济的水平相似。

　　但如果我们简单地拿这类数字来下结论，还需要考虑一些结构性的因素。比如我国的杠杆率高开元体育，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是银行主导的金融体系，而不是像美国那样市场主导的金融体系。企业或居民融资大都通过来解决。日本的金融体系也是银行为主，所以日本的负债率超过美国。提出这一点，并不是为了否定中国杠杆率过高的结论，而是说在做判断时要考虑一些具体的因素。

　　更重要的是，中国杠杆率太高其实还是一个笼统的概念。如果细分一下，比如把非金融部门再分成政府、家庭和企业来研究，我们发现其实政府的负债率并不高，居民部门也不算太高，负债率最高的是企业，非金融企业负债与GDP之比达到160%，在全世界都算是很高的比率了。

　　另外，2007年全球危机至今，中国三大杠杆率都涨得很快。企业在2007年杠杆率大概是80，2015年是160。地方政府的杠杆率同期从不到20涨到42以上。居民杠杆率涨得也很快，从2008年的12%涨到去年的28%。今年房价大涨以后这个数值可能更高一些，也许已经超过30%。30%高不高？与发达国家相比不高，但与同等收入水平的国家相比已经很高了。

　　政府杠杆率太高有什么问题？研究发现如果一个国家公共债务占GDP的比重在30%以下，GDP增长率平均为4.1%；这一比重在30-90%时，GDP平均增长率大概在2.8%；这一比例超过90%，GDP平均增长率为2.2%。显然，政府举债对GDP增长的效应有负面影响。

　　中国企业的负债率太高似乎是共识，总体达到160%。但各行业的杠杆率差异很大，最高的是房地产与采矿业。如果进一步分解成国企与民营企业，它们的杠杆率也不相同。另外，研究也发现民营企业的杠杆率的提升对GDP增长贡献比较大，国企差一些。这样看来，如果加杠杆，加民营企业的杠杆更好，如果去杠杆，去国企的杠杆更好。

　　但现实情况恰恰相反，在经济前景不确定的情况下，银行更愿意把钱借给国企，民企反而会变得更加保守，它们的杠杆率会下降。这意味着即使政府想刺激经济增长，但发出的钱更多地流入到了效率相对较低的国企。国企加杠杆、民企去杠杆，从效率的角度看，这可能是我们不愿意看到的现象，换句话说，杠杆的质量在下降。这不但令生产率下降，政策空间也会大打折扣，因而出现了风险铁三角。这就是当前最令人头痛的困局。

　　为什么会走入这样一个境地？我的解释是三个双轨制。第一是国企和非国企的双轨制；第二是要素市场的双轨制，政府对金融、土地等诸多生产要素的干预还很明显；第三是金融行业的双轨制，传统大银行与互联网金融等市场化金融并行。我们国企与民企杠杆率的分化问题，其实也与这三个双轨制有关，简单地看，国企和民企所受到的政府的支持是不一样的。国企面对软预算约束，受市场纪律约束相对较少，即便绩效一般，银行也会认为把钱借给国企更安全。从微观层面看，这完全没问题。从宏观层面看，资源不断流向效率相对较低的部门，这就是一个大问题。

　　当前中国经济要往前走，尤其是走出所谓中等收入陷阱，关键是新旧产业的更替。今后要用创新驱动经济发展，但新产业往往得不到好的金融服务。传统的制造业有很多国企，杠杆率已经很高，下不来，继续占用大量的金融资源。无论是东南沿海劳动力密集型的制造业，还是西北东北的资源型企业，很多已经失去自生能力。但东南沿海的产业调整非常快，东北、西北的产业调整比较艰难，因此形成了很多僵尸企业。

　　僵尸企业这个定义，最早形成是在八十年代的美国，但这个概念得到广泛应用是在九十年代的日本，日本经济停滞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受僵尸企业的拖累。中国当前过剩产能问题严重的领域，僵尸企业也很多。

　　但是对于去杠杆，我们的预期也应该切合实际。去杠杆不是直接把负债降下来就解决问题，甚至简单的紧缩宏观政策也不一定见效。宏观去杠杆，首先还是要保证宏观经济的稳定。以M2/GDP这个指标看，目前M2的增长速度仍然是名义GDP增速的两倍，假如要去杠杆，那就意味着必须把M2增速压到GDP增速之下，但这很不现实。如果做，很可能导致非常严重的经济困难。所以，我们对宏观层面的去杠杆不要抱过高的预期，尤其在短期内，总杠杆率可能还会进一步上升，逐步将其稳住就可以。

　　去杠杆的重点应该放在改善杠杆的构成与质量，一句话就是增加好杠杆、减少坏杠杆。第一个建议是去僵尸。当然，去僵尸也不是说简单关门了事，中央政府还应该在就业安排和不良资产处置等方面提供支持，尽量让这个过程变得相对平稳。

　　第二个建议是终结双轨制。进一步推进市场化改革，尤其是金融体系的改革。让国企和民企真正做到平等竞争，既然国企的杠杆效果不好，民营企业杠杆效果好，就应该让更多的金融资源向民营企业倾斜。

　　现在有很多人担心中国可能会发生金融危机，我个人感觉近期内发生显性金融危机的可能性不大，因为我们政府的资产负债表还比较健康；大多数出现不良资产的企业、银行或者地方平台，都是直接、间接地由政府支持的；我们不但还有一定的资本项目管制措施，国际收支还比较健康。但我无法预言说金融危机一定不会发生，我从国际经验学到两件事情：一、每次危机发生之前，人们都会说“这次不一样”。二、危机总是在最意想不到的时候、以意想不到的方式发生。

　　尽管如此，我还是认为当前中国经济最大的风险不是金融危机，而是经济增长停滞，一个十分重要的证据就是直线上升的边际资本产出率，从2007年的3.5上升到2015年的5.9，也就是说，同样生产一个单位的GDP所需要的资本投入量已经大幅上升，这个趋势如果保持下去，那么总有一天，任何新的资本投入都不会带来新的产出增长。这就是“日本失去的二十年”的故事，也是我们今天面临的最大的风险。

　　对两轮调控后的高层表态进行比较，可以发现，挤泡沫的态度是一样的，但上一次强调的是房价不合理，脱离居民收入水平；而这一次则突出“市场分化”和“需求增长”，高房价自有其内在逻辑，长远看，“无形之手”起到主导性的作用。严九元在“智谷趋势”指出，限购后的表态存在差异背后，还隐藏着本轮调控对限制高房价更为谨慎的态度。对主政者来说，目前最重要的任务是一边去库存、保增长、保就业，一边控制风险，平衡非常微妙，当经济下行压力过大、工业品库存过多的时候，对贸然打压房价势头所产生的副作用会有更多忌惮，因此也不能不更加慎重。

　　楼市限购在中国并非首次，六年前，我们同样见证了一波来势汹汹的限购潮。不过，此轮限购潮在数天内蜂拥而至，颇让人有些措手不及。

　　限购之后，楼市风向会往哪吹，目前尚不明朗。有人建议持币观望，也有人指着北上广深周边的中小城市继续摇旗呐喊“买买买”，莫衷一是。

　　资金如水，限购是堵，围堵之下水总要找到其他出口。资产荒背景下，饥渴的资金看到猎物就赶紧上前咬一口，“打一枪换一个地方”。

　　去年年中股灾之后，残局尚未完全收拾，楼市热便从下半年开始急不可耐地浮出水面。北上深本来房价就高，再加上资金翻江倒海般的倾注，环比涨幅节节攀升。以深圳为代表，自群年年中开始10个月内，有7个月登上环比涨幅前两位，“中国房价第一城”的位置更加稳固。

　　北京和上海也紧咬不放，环比前十涨幅榜上京沪的身影频频出现。直到今年3月份，上海出台“325”楼市新政，号称史上最严，“北上深”领涨终于告一段落。

　　厦门、苏州、南京、合肥在这波楼市狂潮中被称为“新四小龙”，是它们引领今年4-7月份的涨价潮，在这4个月的环比涨幅前五排名中，“新四小龙”占据半壁江山。

　　以“新四小龙”为代表的强二线城市握着从北上深传到来的交接棒，主导了涨价潮的第二阶段，一时风光无限。不过随着7、8月份的限制地价和房价的措施相继落地，“新四小龙”的热度悄然消退。

　　合肥、苏州、南京等市在8月初出手遏制涨价潮后，领涨的城市从“新四小龙”转向北上深周边的中小城市，今年8-9月份，长三角都市圈中的无锡、昆山、珠三角都市圈中的珠海、佛山、京津冀都市圈中的廊坊，其环比涨幅高居前列，表现颇为耀眼。

　　而国庆限购之后，几乎最近一年半领涨的城市都被囊括在内，第三阶段冲在最前面的珠海、佛山、无锡也不例外，楼市下一步往何处走，不明朗，可能进入平整期，甚至不排除微跌。

　　九月份，有一篇题为《为何高层对楼市泡沫如此沉默？》的文章广外流传，高层究竟对房价上涨持何种态度，让人摸不着头脑，毕竟，在国庆之前几个月，鲜有政府官员出面表态。而国庆期间地方如接到命令般齐刷刷地出台限购限贷措施，释放的信息则相当明显：中央决定按下暂停键了。

　　在此背景下，总理李克强10月11日在澳门针对楼市的表态，尤其受到关注。总理有三句线.中国新型城镇化今后还要经历相当长的过程，住房需求将呈增长态势。

　　“国庆调控风暴”后最高层的第一次公开表态，强调“需求将呈增长态势”、“市场分化”，其潜台词，无异于说一线和强二线城市房价长期还是看好的，“市场分化”下的价格走高有其合理性，但涨幅过快易带来金融风险，故踩刹车时有必要的。

　　其特点是，限购城市进一步往东部地区和三大都市圈（长三角都市圈、珠三角都市圈、京津冀都市圈）集中。

　　地区分化，是此轮和上轮限购的一大差异。总理的表态，或许可以让一些担心一二线城市的高房价下跌的人基本上松了一口气。

　　相比之下，上一轮限购政策密集出台后，高层的表态略显不同。2012年上（限购后一年），总理谈及楼市时说了这么一段话：

　　第一，要保持房地产长期平稳和健康发展。如果盲目发展，出现经济泡沫，一旦破灭，不仅影响房地产市场，而且会拖累整个经济。

　　第二，什么叫房价合理回归？我以为合理的房价，应该是使房价与居民的收入相适应，房价与投入和合理的利润相匹配。现在我可以明确地告诉大家，房价还远远没有回到合理价位。因此，调控不能放松。

　　对两轮调控后的高层表态进行比较，可以发现，挤泡沫的态度是一样的，但上一次强调的是房价不合理，脱离居民收入水平；而这一次则突出“市场分化”和“需求增长”，高房价自有其内在逻辑，长远看，“无形之手”起到主导性的作用。

　　限购后的表态存在差异背后，还隐藏着本轮调控对限制高房价更为谨慎的态度。对主政者来说，目前最重要的任务是一边去库存、保增长、保就业，一边控制风险，平衡非常微妙，当经济下行压力过大、工业品库存过多的时候，对贸然打压房价势头所产生的副作用会有更多忌惮，因此也不能不更加慎重。

　　如果从对外来买房者延长的社保缴纳时长和二套房层层加码的首付比例来看，这一轮反制无疑更胜一筹，（2011年限购，上海、深圳对外地居民社保要求仅一年，而此次限购，上海、深圳均提高了外地户籍购房门槛，将交纳社保年限提高至五年）。

　　但是，上一轮限购，有一利杀伤力无穷的大招是我们这一次看不到的，那就是央妈的加息：从2010年10月开始到2011年7月（上一轮限购主要分两波，2010年10月是一波，2011年1-3月是第二波），央妈5次上调1年期商贷利率，从5.31%提高到6.56%。紧缩的货币政策大大增强了房价调控的效果，彼时全国城市的房价很快就被冻僵了。

　　为什么这一次央妈按兵不动？周小川10月6日在第四次G20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上的回应其实给出了答案：

　　去年中国资本市场出现一定波动，为维护金融稳定，当时阶段性地出现了更多依赖银行信贷融资的情况，但市场恢复稳定后已不再有大的增加。随着全球经济复苏逐步正常化，中国也会对信贷增长有所控制。

　　这一轮限购是在中国经济基本面较为敏感脆弱的时间发生的，因此，央妈对于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加息不会轻举妄动，毕竟，债务危机的阴影并未消除，本轮楼市热部分完成了杠杆从企业到居民的转移，但企业负债率高企的难题尚未完全解决，收紧银根不会在备选项中。

　　一般来说，加息适用于经济上升期，下行期以加息控制房价，难免有投鼠忌器之虞。正是经济基本面的不同，使得上一轮调控敢于以加息浇灭楼市，给过火的经济降温，敢于在楼市热尚未达到顶点时就提前出手；而这一次，为了减轻企业的杠杆率，为了灭库存、为了让房地产行业储备充足的草粮以在下半场发力，这一轮的调控者，宁愿让再飞一会。

　　现在大家最为关心的问题是，调控之后，楼市会向何处去？市场分化趋势下，到什么样的城市买房子最合适？

　　上一轮限购之后，无论是北上广深还是其他二三线城市，普遍都蛰伏了一段时间，但此后呈现了两条截然不同的轨迹，北上深像一般一路飙升，而大连、兰州等城市则一蹶不振。（如下图）

　　首先，这批限购城市的均价都是高的。就9月份的均价而言，目前限购的21座限购城市里面有20座均价排在全国前25名，而均价前十的城市全部限购。上，大家是买低卖高；而在楼市上，最遵从的似乎是“买高卖更高”的规律。

　　为什么大家愿意追高，根本上是在压住这些城市的发展前景。总体来看，限购城市具有“四多”的明显特征：

　　和财政收入多中国10个2015年GDP总量超过万亿的城市有9个加入限购行列，唯一的例外是重庆；而5000万亿是另一个节点：26个GDP超过5000万亿的城市，17个进行限购，占比超过65%。

　　人口多在全国10个2015年常住人口超过1000万的城市当中，8个参与限购，呈现强相关性，当中国人口到了拐点，城市间的人口争夺战日趋激烈，而长期看人口恰是楼市的一大决定性因素。

　　钱多在21个限购城市里面，有15个城市在2015年的金融机构本外币存款余额超过1万亿。存款余额，显示这个城市的资本汇聚能力和金融产业实力。

　　发明多发明专利授权量说明一个创始的科技创新实力，一座城市的科技创新能力将从根本上决定其未来发展空间。发明专利多的城市，显然更受楼市资金青睐。中国2015年发明专利授权量排前8的城市全部参与了限购，而12个发明专利授权量超过3000的城市，有10个参与限购。

　　论人口，重庆第一；论GDP，重庆第六；论财政收入，重庆第九；论存款余额，重庆第七。然后重庆却并未限购，其9月份房屋均价甚至排到50名。为什么？跟重庆有一个指标排全国第一有关，那就是房屋供应量。

　　从房屋供应量看，重庆堪称无敌，上海、深圳、广州三市加起来也比不上重庆，但实际生活人口，重庆只有3016万，北京或上海的1.37到1.25倍。2015年重庆人均竣工的商品住宅面积，大概是深圳的10倍，北京的1.65倍。显然，重庆的房屋在建面积和竣工面积都偏高，这恐怕才是制约重庆房价的根本原因。

　　因此，进入限购时代后，买房得选那些有钱、有人又有点子的潜力股城市，否则被套牢的可能性大。从哪选，还得从限购名单上选。

　　国土部最新发布的一份重要文件被很多人忽视了：2015-2020年全国新增1200万亩新增建设用地，但没有一亩安排在超大城市和特大城市！透露的信息很清楚：大城市的土地供应只会越收越紧。杨羚强在“邦地产”指出，从中长期看，高涨的房价背后是“一多一少”，一头是人多钱多，另一头是大城市建设用地少。这是对无法解开的死结，于是，有人从国土部颁布的新政策中解读出丰富的意味：长期限购的，将不只是北上广深！

　　自2011年1月份开始，北上广深的限购政策其实从未退出，今年上海、深圳更是进一步升级了限购力度，要求非户籍人口缴纳社保必须满五年。

　　人们越来越疑惑，这些特大城市的限购到底会不会退出，何时才能退出，能让新北京人、新上海人、新深圳人，拥有一套属于自己的住宅。

　　就在近日，国土部颁布了一个政策，揭开了一个惊天秘密：大城市的限购政策恐怕在5年内都不会退出，不但不退，限制还可能比之前更严。

　　因为这些大城市，并没有为可能流入的1亿农业人口准备好相应的建设用地。而且，不只是北上广深，可能会有更多城市开启长期限购。

　　这意味着如果限购取消，房价将因为供求矛盾进一步升级，出现快速的上涨。只要人口向超大城市、特大城市转移的大趋势不改变，楼市的限购政策就很难会退出。

　　亿农民进城名单：没有北上广深10月10日，国土部发布了《关于建立城镇建设用地增加规模同吸纳农业转移人口落户数量挂钩机制的实施意见》。

　　在发布上述文件时，国土资源部还召开了专题新闻发布会，提出2015-2020年全国新增建设用地总规模约3900万亩，其中包含了进城落户1亿人口的各类用地需求，初步估算为1200万亩。（折合均，是每人80平米。）

　　然而，这1200万亩建设用地，没有一亩安排在超大城市、特大城市。文件提出，超大和特大城市的中心城区原则上不因吸纳农业转移人口安排新增建设用地。

　　目前，我国的超大城市一共有七个，除了北上广深外，还有重庆、武汉和天津。特大城市则有南京、成都、沈阳、哈尔滨、杭州、西安、苏州、佛山、东莞等9个，除了哈尔滨、沈阳、西安和重庆外，其他城市都已经被列入了限购范围内。如果这些城市建设用地不扩增，或者不通过行政区划的调整，并入周边的县级市，那么就存在被长期限购的可能。

　　以上海为例，截至去年末，全市常住人口总数为2415.27万人。其中，户籍常住人口1433.62万人,外来常住人口981.65万人。根据之前公布的规划，上海未来20年的总城市建设用地规模就3200万公顷，折合均，也就132平米。

　　人均建设用地的悬殊差距，在反映了上海突出的供求矛盾同时，也解释了为什么上海的限购措施、落户条件会比其他城市更为严格。

　　比如《国务院关于苏州市城市总体规划的批复》要求，“严格控制新增建设用地”，中心城区常住人口控制在360万人以内,城市建设用地控制在380平方公里以内。而截至2015年年末，苏州全市常住人口1061.60万人，其中城镇人口794.08万人。

　　也正是因为这一原因，尽管苏州新一轮规划和上一轮比，建设用地多了80.4平方公里，但人均建设用地却由2005年的128.6平方米下降到105平方米。如果未来人口进一步流入，苏州城市建设用地显然将面临更大的压力。

　　建设用地比上海更紧张的是深圳。全市年末常住人口1137.89万人，比上年末增加60万人，增长5.6%。其中户籍人口354.99万人，占常住人口比重31.2%；非户籍人口782.90万人，占比重68.8%。根据《广东省土地利用总体规划(2006年—2020年)》,要求深圳市2020年的建设用地总规模控制在9.76万公顷内。折合均，只有85.77万平米。

　　尽管，深圳通过“围海造田”近年来新增了不少建设用地，但最近几年的新增建设用地数量实际上是一路下滑。

　　深圳市公布了《2016年度城市建设与土地利用实施计划》，确定全市（含前海合作区）计划供应建设用地13.5平方公里，其中新增建设用地仅2平方公里。而在前一年的新增建设用地还有4.3平方公里。

　　新增建设用地增幅不断减少，但深圳的落户政策却远远比北京和上海宽松。具有全日制本科以上学历年龄在45岁以下的引进人才都可以直接落户。另外，根据国家的“十三五”规划，到2020年为止，深圳常住人口发展目标将达到1480万人。

　　人均建设用地本来就少，对人口流入又不加限制，在很大程度上加重了深圳楼市的供求矛盾，也使得深圳房价的涨幅超越了上海和北京，领跑了一线城市。

　　之前，北京和上海都设置了常住人口的红线万，北京则要求六城区常住人口，每年减少2%—3%。深圳的案例，解释了北京、上海限购同时限制外来人口落户，对调控房价所起到的作用。

　　虽然超大城市和特大城市的中心城区，对进城农民挂起了“谢绝进入”的牌子。但他们周边的中小城市，却依然持开放态度。

　　早在去年就有人对2009年到2014年的5年间，各大城市人口流量进口进行梳理，结果发现人口集中迁移往三大都市圈。

　　人口流入超过100万的13个城市，三大都市圈就占了8个，长三角有沪苏，珠三角有广深莞佛，渤海湾有京津。

　　尽管大城市纷纷限购，并且提高了落户门槛。但是，人口流向三大都市圈的大趋势却没有改变。这也成为20多城市国庆发布楼市调控政策以后，人口向三大城市群的中小城市转移的逻辑推理依据。

　　事实上，在调控政策出台前，上海和苏州、杭州、南京间的几个中小城市：昆山、太仓、嘉兴、南通都大规模出现了外来购房者的身影。

　　农业比较收益低并非农业有自然风险，而是限制了耕地等生产要素的流动。政府要帮助农民增收，就应允许农业要素流动。设想一下，假如农业劳动力与土地能自由转于工业，工业品增加价格会下降；农产品偏紧价格会上升。如此一降一升，农业与工业的收益必达到均衡。其实，世界上实行耕地保护的国家，农业收益都比较低。中央党校副校长王东京认为，政府为了粮食安全保护耕地，而保护耕地却限制了农业比较收益，所以补贴农业不能看作是对农民的恩惠，而是政府花钱向农民购买粮食安全。

　　时下学界有一种看法，认为政府补贴农业是政府对农民的照顾。多年来学界一直这么说，人云亦云，久而久之很多人也就信以为真。我自己早就感觉这看法不对，但却又不知究竟错在哪里。这些日子思来想去，现在终于理出了一些头绪。

　　并不是这问题有多么尖端，恰恰相反，是因为问题浅，人们往往不从复杂的层面去考虑。我读过一些学者的文章，说到政府为何补贴农业几乎众口一词，都说农业是弱质产业，比较收益低。我的疑问是，为何农业会弱质？是因为它与自然风险有关吗？世上与自然风险有涉的行业多的是，井下采矿，海上捕鱼都会有天灾人祸，为什么偏偏只说农业弱质呢？

　　事实上，存在风险的行业比较收益未必一定就低。比如生产鞭炮的风险肯定大于农业，一旦出险不仅要破财，还可能会赔进性命。可为何鞭炮企业的业主不去转投其他风险小的行业呢？经济学的答案，是生产鞭炮比他所能从事的其他行业赚钱更多。是的，某些行业风险虽大，但收益也高，不然，我们就解释不了为何有人会对高风险行业乐此不疲。

　　理论上讲，有自然风险的产业未必弱质，比较收益也不一定低。然而事实却是，全世界农业的收益通常都要低于工业。早在17世纪古典经济学家威廉•配第就发现：“工业的收益要比农业高很多”。亚当•斯密也说过，他看见经常有人白手起家，以小小的资本经营制造业或商业数十年便成为富翁。然而，用少量资本经营农业而发财的事例却罕见。今天离斯密时代已过去200多年，可农业比较收益低的事实却没有改变。

　　但凡尊重科学的人，都不会否认农业比较收益低的事实。而我想追问的是，究竟是何原因造成了这种局面？此问题不仅事关政府补贴农业的性质，而且关系到农民的切身利益。如果我们认定农业比较收益低是因为农业有自然风险，那么补贴农业就是政府的善举，这样政府就既可多补，也可少补；假如农业比较收益低是另有原因，而且与政府相干，那么补贴农业就不能看作是政府对农民的照顾。

　　说我的观点。我认为，农业比较收益低绝不是由于农业弱质。没有任何证据证明，农业天然就是弱质产业。从历史上看，农业曾长期是国民经济的支柱。19世纪前，地球上90%的人口都从事农业，而且近1000年来农业供养的人口差不多翻了30倍；其次从生产率看，农业生产率也不见得低于工业，甚至不少国家农业生产率反而比工业生产率高。以法国和德国为例，1965年到1995年的30年间，农业生产率年增长分别为5.2%和5.1%，而同期工业生产率年增长仅3.6%和4.0%。

　　问题的焦点在于，农业既然不是弱质产业，农业生产率也不低于工业，可为何农业的收益会低于工业呢？理解这个问题，需要弄清生产率与收益之间的关系。所谓生产率，是指单位时间的产量；而收益，则是指产量与价格的乘积。生产率提高，产量增加，若价格不变收益会增加。若产量增加而价格下降，收益却不一定增加、甚至可能下降。对生产率与收益的这种变动，如果分别从个体与总体两个角度会看得更清楚。

　　先从个体看，假定某农户的粮食生产率提高，耕种五亩地粮食比上年增产1000斤。单个农户增产自然不会影响粮食市价，假定今年粮价还是与往年一样每斤一元，该农户今年则可增加收益1000元。但若从总体看推理就变了。假定农业生产率普遍提高，粮食总产量增加了30%，结果由于粮食供大于求而导致粮价跌幅超过了30%，这样全国粮食虽然丰收了，而农民却反而增产不增收。

　　是的，农产品的价格要由农产品供求定，而农业收益则主要取决于价格。这是说，若要提高农业的比较收益，关键在提高农产品价格；而要提高农产品价格，农产品就得偏紧供应。否则农产品价格上不去，农业的比较收益会永远不及工业。由此推，政府要帮助农民增收，就应允许农业要素流动。设想一下，假如农业劳动力与土地能自由转于工业，工业品增加价格会下降；农产品偏紧价格会上升。如此一降一升，农业与工业的收益必达到均衡。

　　可见，农业比较收益低并非农业有自然风险，而是限制了耕地等生产要素的流动。其实，世界上实行耕地保护的国家，农业收益都比较低。当然我这样讲并非反对保护耕地，耕地事关粮食安全，何况中国是一个人口大国，而且连欧美等发达国家对耕地用途也有严格管制。我要说的是，政府为了粮食安全保护耕地，而保护耕地却限制了农业比较收益，所以我认为补贴农业不能看作是对农民的恩惠，而是政府花钱向农民购买粮食安全。

　　再往下推，有三点结论恐怕是对的：第一，农业比较收益低是事实，但不能说农业就是弱质产业，政府补贴农业的理由，也不是农业有自然风险；第二，提高农业比较收益，必须放开农村要素市场。政府若考虑粮食安全需保护耕地，那么就得给农业以合理补贴；第三，补贴农业不是政府的单向支出，而且一种互利交换。既然是交换，补多补少就不能全由政府说了算，而应该和农民商量着定。不然有钱多补，没钱少补或者不补，就不是公平交换了。

　　9月18日起，国务院督查组分别前往31个省市自治区督查经济运行情况。如何看待改革的执行情况、最近被多方担忧的中国社会债务风险以及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正确方向，清华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魏杰教授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中国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方向，一是结构；二是国有企业改革；三是体制改革，政府主导经济增长的模式要改变。这三个问题恰恰是最棘手的。现在地方政府对增长速度神经绷得还是比较紧，有些做法还是从供给和需求两方面刺激，归根结底还是担心速度问题，需求刺激又容易见效，还是惯性思维。

　　中国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方向，一是结构；二是国有企业改革；三是体制改革，政府主导经济增长的模式要改变。这三个问题恰恰是最棘手的。

　　问：国务院督查组已经分别前往31个省市自治区督查经济运行情况。这次督查，涉及到今年以来国务院“稳增长”政策的落实，距离年底还有几个月了，各地是否都面临很大的压力？督察组会重点关注什么问题？

　　魏：督察组去调查的原因一个是经济下行压力比较大，没有像我们想象的开始回升。现在对经济下行压力的判断是一些地方不作为，对不作为的情况比较担忧。其中，不仅是对增长速度的担忧，更重要的是社会资本投资下滑比较厉害，迟迟不能上升，所以要进行督查。现在单靠政府投资已经很难为继，如果社会投资起不来的话，会影响到整个经济的增长。实际上主要就是这两个问题。

　　地方政府不作为，更重要的是它也没有放弃权力，如果仅仅是不作为，影响不大，我们本来就要减少行政干预，现在是既不作为，又没放弃权力，导致整个经济没有出现反弹的状态。

　　社会资本起不来的原因，我的看法是两个层面，一是体制原因，我们整个体制还是政府主导，对民营经济来讲，现在是新一轮的国进民退。还有一个是结构原因，中国民营资本的85%投资于两个产业，一是传统制造业，另一是房地产业，传统制造业面临“去产能”，房地产业则是“去库存”，这两个产业继续扩张很难，下一步投向哪里，民营资本不太清楚，很迷茫。问：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否也面临执行难的问题，比如今年前7个月钢铁煤炭去产能均未达到50%的进度。河北省也出现了钢厂一边复产一边拆炉子的情况，在钢铁企业利润回暖的态势下，钢铁企业肯定是缺乏动力“断腕”的，在这种情况下怎么看待“去产能”？

　　魏：实际上，钢铁、煤炭利润回升、价格上涨是前一段压产能的结果，大量产能停了，供求关系也会发生变化，价格当然就起来了，那么就会出现复产的情况。因此，我们也不能说“去产能”没有见效，实际上已经有一些效果了。

　　这次“去产能”是四个方面的办法在推动，一是推动中国与世界的产能合作，我们的有些产能还属于现代产能，不能毁掉，而要给他们找出路，就是和世界的产能合作，尤其是“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我们的产能还是有空间的，这个方面已经开始见效；第二个办法，从去年到现在我们在“去产能”方面更多的是交给了市场，就是破产倒闭，导致有些企业开始自己寻找出路，尤其是过剩产能中的无效产能，只要找到新的出路，把无效产能转为有效产能，还是有空间的，所以一些企业开始突围；第三是政府在“去产能”方面推出了一些政策，包括减税、降低企业成本、调整劳动力和企业的关系，这方面也开始发挥作用；第四就是去掉一部分僵尸企业，不再搞债转股、重组，彻底让它倒闭，这个也已经见效了。

　　所以，在这四方面的作用下，市场有所变动，供给过剩有所缓解，价格反弹，有些企业才能恢复生产。追求平衡，不能一味“去产能”，市场会告诉你什么时候去得差不多了。

　　问：最近，央行副行长易纲提出了“稳杠杆”，要把杠杆率增速降下来。这与“去杠杆”的提法似乎有所矛盾。各方统计的数字虽然有差别，但是中国的总体杠杆率快速增长是一个事实，尤其是7月人民币增加4636亿元，住户部门增加4575亿元，并无多少实业。地方政府也在加杠杆，全社会中非金融部门的杠杆率依然很高，怎么评估杠杆率激增的风险？

　　魏：当时提出“去杠杆”的时候，是针对企业这个范畴讲的，这几年企业的杠杆率太高了，实际上就是负债太高了，资本金比例太低，所以才提出了“去杠杆”。但目前的状况是什么呢？比如说房地产，房地产企业的杠杆可能下来了，但是居民的杠杆增加了。怎么判断居民杠杆到底高不高？不在于本身，而在于资产抵押的情况，这个很难统计，所以没法笼统讲杠杆高不高。再比如说房地产企业，如果它的杠杆不是来自于银行，而是信托资金、保险资金和民间信贷，银行的杠杆没有增加，风险也就没有那么高了。所以，“去杠杆”是有前提的，不能只从银行的增加来看。

　　实际上，现在的状况是企业大量还贷，从7月、8月的数据来看，大量企业用利润还贷，的在减少，还贷的愿望在增加。那就是“去杠杆”的一个结果。所以也导致银行没法投放，才转向了居民部门。这说明企业的杠杆率还是在下降的。

　　负债率高还是不高，取决于还债能力。比如说日本，国家的负债率很高，但没有出现像希腊那样的债务危机，因为希腊都是借国外的钱，负债率很高，出问题了，而日本是向老百姓借钱，只要老百姓能继续借，就不会爆发债务危机。所以，负债率高不高，主要取决于偿还能力。

　　现在一般认为中国全社会负债率高，是把企业、金融、政府和居民部门加起来了，实际上单从全社会的负债率很难判断是不是形成了债务风险。而且，从政府负债来看的话，也不能完全与西方对比，西方政府还债的主要办法是税收，而我们有大量国有资产存在，中国政府一个很大的还债能力来自于国有经济，不仅仅是税收。因此，不能笼统对比西方的数据。我认为讨论货币供给太大的问题比债务风险更有意义。问：尽管还债的能力不同，但一个事实是地方债务在快速膨胀，货币投放中，政府部门得到了较多的新增信贷，各地银行将大量信贷资金流向地方平台公司，有些地方政府平台公司过去筹资比较困难，但是去年以来一下子活跃起来，非常多，负债率大幅提高。在稳增长压力加大的情况下，政府部门实际上在加杠杆。即使政府债务率并不高，但以如此快的速度加杠杆会不会带来隐患？

　　魏：这么多负债，有一个问题现在还是比较模糊，国有企业算在哪里？国有企业的债务加进来就很高了，单纯的政府债并不高。中国的情况是，不能单纯讲政府债，像城投公司、国有企业，他们的负债就是国家负债，因为他们破产了就是国家承担责任，这样一来，负债率是很高了。反过来，如果把这些算进来，偿还能力就不能只算税收，还有国有资产。现在实际上是一个糊涂账，没有一个统一的提法。

　　问：你刚才也提到了货币供应量太大的问题更重要，最近市场对央行降息降准预期一再落空，前不久，发改委政策研究室的一篇文章引起了关注，文章提到了“择机进一步实施降息、降准政策”，下午则将这一句话删除。由此是不是可以看出货币政策的基调和方向？

　　魏：降息降准我觉得没什么空间了，利率已经很低了，一年的存款利息降到了1.8%左右，中国的大部分老百姓投资的重要渠道还是银行存款，继续降息可能还会影响社会稳定。降准的空间也不是很大，要降低呆坏账风险，还得保持一定的存款准备金率才行。而且经济的问题不是有钱大家不敢花，而是结构问题。

　　降息降准都是需求刺激，这个已经没有多大空间了，供给侧改革的核心是结构问题，如果新的产业起不来，再刺激也不会见到多大的效果。避免泛化PPP

　　问：9月6日的国务院常务会议部署在关键领域和薄弱环节加大“补短板”工作力度，提出加大积极财政政策实施力度，进一步放开基础设施领域投资限制。基建托底经济仍然是一个重要的抓手吗？

　　魏：基础设施投资仍然是一个短板，但我们不能把基础设施建设理解为“铁公基”，它是三个层面，一是交通运输，一个是生态环境，一个是城市公共服务。背后涉及五个产业：建筑业、建材业、建筑装备产业、环境产业以及城市公共服务业，这些方面还有很多短板。

　　问：一方面要继续加大基础设施投资，另一方面政府的财政收入增速在降低，部分地方还出现负增长。2015年，全国一般公共财政收入历史上首次低于预算目标，2016年预算目标收入从上年的7.3%下调至3.3%。PPP模式是否将成为基建投资的重要资金来源？

　　魏：原来定的目标是减税，所以财政收入增速肯定会放缓，地方政府投资主要来自土地财政，现在除了一线二线城市，三四线城市都不行了，收入也一定会受到很大影响。地方政府收入减少后，一般不会影响到民生方向的投放，对开发区等一些乱七八糟的投资反而有限制作用。

　　PPP这个概念我觉得现在炒得有点过头了，PPP实际上就是准公品投资，一定要有收益的，没收益的话就得财政买单，地方政府又拿不出来钱。所以，它的适用范围是准公品，有短期收益，比如收费的高速路。之所以搞PPP，是因为地方财政有困难，但是一些公品又非常需要，这些准公品又是有收益的，所以让社会资本来完成，一次性投资，靠收益慢慢还钱，政府有能力支付PPP的费用。

　　如果完全是没有收益的公品，搞PPP风险就比较大，容易有债务纠纷，这也是民营企业比较担心的问题，所以把PPP泛化是不妥的。而且，PPP的主旨是吸收社会资本，但现在的发展态势是国有资本占了主导，

　　比如说地铁，实际上是一个准公品，但是民营企业基本上没有进来过。北京的四号线曾经引进了香港资本，当时给他们30年收费权，但是由于北京后来的地铁票定价是统一两块钱，四号线年收费权又买回来了。需求刺激是惯性思维

　　问：目前货币政策面临着多方面的制约，积极的财政政策将更多发力，央行的相关官员前不久也表示赤字率可以突破3%，你是怎么看待的？

　　魏：财政赤字率3%警戒线的提出是以西方社会为基础的，西方政府对债务的偿还只能是税收，而我们是有庞大的国有资产的。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说赤字率可以扩大是有道理的。但要注意的是，拿赤字干什么，用于开发区投资，还是用于民生了。

　　问：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正式提出快一年了，这个概念现在也有泛化的趋势，从政府层面来说，对需求侧的刺激仍然比较热衷，这个问题应该怎么解决？

　　魏：在经济学发展史中，需求刺激和供给管理一直是两个学派。凯恩斯是需求主义的典型代表，强调财政货币政策的刺激，只要有需求就会增长。供给学派是典型的市场经济，认为企业不会生产市场不需要的产品，不会出现需求不足，还有一条，供给本身就是需求。但这个思想必须有一个配套措施，政府必须减税，政府不是资源配置的主体，政府要减少行政干预，降低企业成本。凯恩斯主义确实走到尽头了，世界范围内为什么出现了反全球化、民族主义、民粹主义，就因为在后来的需求刺激中没有给人们带来太多的受益，刺激需求对资本有利，但是劳动没有受益，所以整个世界都面临调整。前不久的G20峰会上，习主席提出了“五个决心”，就是再一次表明要放弃简单的需求刺激，走向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中国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方向，一是结构；二是国有企业改革；三是体制改革，政府主导经济增长的模式要改变。

　　这三个问题恰恰是最棘手的。现在地方政府对增长速度神经绷得还是比较紧，有些做法还是从供给和需求两方面刺激，归根结底还是担心速度问题，需求刺激又容易见效，还是惯性思维。实际上，速度已经不是我们要关注的问题了，而应该关注结构和民生。

　　林毅夫教授是看到中国的高速发展和政府的“有为”在空间上并存，所以误以为是政府的“有为”促进了经济的发展。他没有看到的是，政府不断走向“无为”，才是过去高速增长的原因。邓新华在“凤凰财知道”指出，不从算法上厘清思维，就搞不清空间上并存的经济现象，究竟何者是因、何者是果。搞错因果，就会看到很多“成功”的产业政策，然后撰文呼吁，政府受到鼓舞，会搞更多产业政策。

　　市场是按价格来计算，故必然使结果指向消费者的意愿；政府干预则扭曲价格，这种算法毁灭财富，会死机。所以，重点不在官员和企业家的素质差异，而在于算法。

　　一个“懂”投资的官员，如果是以个人产权去投资，的确可能被市场算法选择为懂投资的企业家；一个懂投资的企业家，如果去做官搞政府投资，就马上变成了不懂投资，因为政府干预的算法无法算出来谁是懂投资的官员。1万个智商150、大公无私的人搞计划经济，和1万个智商80、自私自利的人搞市场经济，谁更繁荣？后者！因为后者会把正确的投资算出来，而前者不能。举过一个例子：两个不精明的人随机开加油站，一个开在公路边，一个开在高山上，前者能赚钱，后者只能倒闭。市场的算法下，不需要你高智商，哪怕你是误打误撞而对的，也能被市场的算法算出来。

　　看到很多人说：“张维迎太理想化了，对现实视而不见。哪个国家没有产业政策？”的确，美国、日本、欧洲都有产业政策。问题是，这些产业政策发挥了什么作用？产业政策和这些国家的经济发展在空间上并存，但产业政策不是经济发展的原因。就像中国的发改委，空间上和中国的高速增长并存，但发改委推动了中国经济发展吗？尽管发改委的名字中有“发展”两个字，但它是阻碍发展的。

　　经常有人把市场创造的奇迹归功为产业政策。日本的通产省就是一例。日本高速发展，很多人说，通产省规划得好，功不可没。好啊，那就让通产省更多规划吧，结果呢？日本失去20年。

　　又比如美国“扶持”硅谷发展的政策，其实只是因为硅谷本身就能发展起来，美国政府只不过适逢其会而已。幸好美国政府只是弱规划，所以并未对硅谷的发展造成太大的破坏，假定把硅谷完全交给美国政府规划呢？那恐怕又是一个通产省悲剧。

　　中国的情况很有意思。经济学者朱锡庆写过一篇文章质疑比较优势原理，说政府规划也可以人为创造产业的比较优势。他举的一个例子是，他曾参与某个产业园的规划，官员、学者们经过调查、分析，确定了发展某个产业，那个产业真的发展起来了！

　　朱锡庆教授搞错了因果。产业园是大幅减税、免税的，干这个产业的企业家们，自然会涌到产业园来。这并非是官员、学者人为制造了产业优势，而是企业家们敏感地找到了税收洼地。

　　假定政府不是只在产业园减免税收，而是普遍减税，则更多的产业得到发展，而不是只有产业园里的产业得到发展。

　　同一个例子，视角不同，看到的东西就不同。有人说，不是不要产业政策，而是要什么样的产业政策。难道减税的产业政策也不好吗？减税，是政府一定程度退出干预，是给市场的算法更多空间。对某几个产业减税，多少是一种进步，好过对任何产业都不减税，这是对的。但这不能说成产业政策的成功。假如摆脱产业政策的思维，对所有产业减税，会更加成功。

　　一个人偏科，数学60分，语文80分，不能说成偏科的成功。因为如果不偏科，都努力，数学80分，语文80分，更成功。再谈中国的基础设施。地方政府受税源的指引，在预期税源充裕的地方搞基础设施，以扩大税源，地方进行竞争，投资者进行选择，这实际是让投资者投票，实际上是部分地向市场的算法让步，所以也呈现出部分的成功。但也有巨大的浪费，因为算法并不充分，主要是供给方竞争不充分。一旦政府离开税源的指引，为了所谓的产业扶持、振兴某地等理由而大搞基建，浪费就更加明显，这是因为放弃掉了投资者投票。经济学家谢作诗去东北，就享受了车流最少的高速公路。

　　他们忘了思考，修路能使土地大幅增值。地方政府修路是亏本的吗？看看土地财政，看看税源的扩大，就明白了。

　　假如没有土地管制，私人当然可以通过股份制形式集中巨额资本，买土地，修路，坐享土地增值收益。你以为只有政府会做这个赚大钱的生意？企业家只会做得更好。

　　如果深入理解了市场的算法，就会明白，你以为“市场失灵”的地方，其实可能是两个原因造成的：1、你以为“必要”的投资，市场的算法不认为是必要的，所以市场不去干，实际上它真的是不必要的，这不是市场失灵，是你的思维失灵；2、政府管制的存在，使得市场的算法无法应用。林毅夫教授也是看到中国的高速发展和政府的“有为”在空间上并存，所以误以为是政府的“有为”促进了经济的发展。他没有看到的是，政府不断走向“无为”，才是过去高速增长的原因。张维迎教授看到了这一点。

　　不从算法上厘清思维，就搞不清空间上并存的经济现象，究竟何者是因、何者是果。搞错因果，就会看到很多“成功”的产业政策，然后撰文呼吁，政府受到鼓舞，会搞更多产业政策。

　　纵观网约车从出现，被欢呼为新经济的代表，到以分享经济的名目被总理吸收，再到网约车与交委的系列抗争，一直到政策部门占据上风，优步退出中国，交通部以框架性安排充任白手套，默认地方执行政策的决定性安排，整个过程就是网约车中国式死亡的生动历史。宋志标在微信号“旧闻评论”指出，成功围猎网约车这个事件，就此形成了许多种意义上的分水岭。就其政策角度来说，体现了中央/地方在具体利益上越来越深的裂痕；就行政而言，显现国务院倡导的新经济政策在地方层面备受狙击、遭受逐步消解的现实；从技术的角度，网约车生于市场，败于计划。失败的网约车证明：制造问题，而不是解决问题，依旧是这些部门赖以存续的主要手段。

　　北上广深在10月8日同一天，先后放出网约车管理细则的草案，省略其中大言不惭的部分，实质性的规定体现为三限：限制司机（本市户籍或有居住证）、限制车辆（一两年内新车，排量在1.8或2.0，轴距车长也都是B级车）、限制牌照（本市车牌）。

　　南北中四城同天推出草案试水，可以视作是这四个城市的交委事先约定好的动作。这是一种“守望相助”的意思，削平地方网约车政策的高低配置，以整齐划一的草案形式抵消因相互比对而带来的压力。四交委同气连枝，把管制网约车弄成了城下之盟。

　　到了这一步，尽管是以草案的名义，但考虑其精明的决策过程，以及摸透中央与地方周旋的行文技巧，网约车的政策壁垒基本上宣告完工，网约车分享经济所牵动的政商博弈已经分出胜负了。以交委为代表的地方出租车利益集团，完胜滴滴公司等新技术企业。

　　成功围猎网约车这个事件，就此形成了许多种意义上的分水岭。就其政策角度来说，体现了中央/地方在具体利益上越来越深的裂痕；就行政而言，显现国务院倡导的新经济政策在地方层面备受狙击、遭受逐步消解的现实；从技术的角度，网约车生于市场，败于计划。

　　在于网约车搏斗中迅速合纵连横的交委，自然是赢家。它们在经历了出租车司机剥削的危机中，成功地用力战网约车这场“外部战争”消除了其内部，并且巧妙地利用出租车愚蠢的恐惧心态，通过政策工具掌握主动权，既平息了内外危机，更借此巩固既得利益。

　　纵观网约车从出现，被欢呼为新经济的代表，到以分享经济的名目被总理吸收，再到网约车与交委的系列抗争，一直到政策部门占据上风，优步退出中国，交通部以框架性安排充任白手套，默认地方执行政策的决定性安排，整个过程就是网约车中国式死亡的生动历史。

　　这部历史的开头部分，网约车挟新生力量横空出世，但迅速受到压制。对网约车进行压制的全部目的，就在于驱赶它进入政策领域。而这是交委的主场，网约车一旦进入这个政策口袋里，基本上只能任由宰割。而交委确实也做到了，用政策武器镇住了网约车。

　　网约车问世，冲击最大的先是出租车司机，彼时的出租车司机正陷在少交份子钱的狂想中。网约车抢走生意是显著的，出租车司机立刻陷入了更大的危机设定中：是继续受公司剥削少交份子钱，还是支持网约车但可能导致失业。更多出租车司机不由自主。

　　在这个阶段，出现了出租车司机围堵网约车的现象。其肇因很难追究，究竟是出租车司机出于恐惧的自发拦截，还是受到某种指示故意制造事端，逼迫当时观望的部门介入已经不好辨别。出租车甚至以及消极工作增加筹码，交委此时入场就显得不那么生硬了。

　　交委出动查办网络车，一度在北京、广州等地激起强烈的网约车。这个一开始受到网约车公司的暗中支持，更一边倒地支持网约车的合法性——这种支持多是出于对交委的愤恨——这使得交委公开抓捕网约车变得困难，此时形成了僵持。

　　网约车借助抬举，投入巨大的资源，开始了相互竞赛。网约车之间的恶性竞争，表现在围绕“专车安全”问题进行了厮杀。这个争论过程中，交委坐山观虎斗，但滴滴神州优步它们吵架的结果之一，是令民众对专车的安全性持存疑，一路高歌的网约车遇到了狐疑的消费者。

　　这种源自竞争策略的消费者分化，如果在正常的市场中自然会导向合理的消费选择。但因为市场薄弱，加之别有用心者环伺，这种分化的结果带来了一种新的公众心态：既然专车有不安全隐患，将其管起来，也许是不错的选择，起码是不得已为之吧。

　　交委先于交通部做了政策倡导的工作，而且是希望以出租车的管理办法复制在网约车身上，这种反感交委的社会心态直接导致民众期待更高的决策部门出面调解——注意，到了这个阶段，公众对于政策约束网约车已经不再敏感，政策的欲擒故纵气起效了。

　　大家还记得当交通部出台框架性办法，肯定网约车的先进属性，继而希望地方好生对待的立场问世，即刻获得了好评。人们似乎已经忘了，在这个类似白手套的含糊规定出台之前，北上广等地已经或正在收紧专车控制。交通部既不得罪，也给交委上下其手预留空间。

　　所以，站在北上广深四个交委的联合行动上，回望交通部肯定网约车之前的不长历史，也许应该读出一点味道。从始至终，无论是交通部还是各地交委，在经历了网约车冲击的短暂慌乱之后，其制订的对策就是摆下政策的口袋阵，让网约车驶进来。

　　沿着这一条层次分明的政策逻辑，可以看见网约车公司如何从高阶权贵支持下的强势姿态，一步步调整为与地方交通门阀交委齐平的顺从立场。也可以看见交通部与交委在决策中默契地配置堂皇的中央表态与地方执行权威。直到现如今，政策绳索完全紧套在网约车脖子上。

　　这个决策过程是部门的长项，它的优势在于将作为新技术的网约车一步步转化成旧格局下的出租车。北上广深的交委在改变新事物的性质，置换成他们熟悉的管制对象方面可谓经验丰富。无论是优步还是滴滴，都高估了分享经济的成长性，低估了它们面对的保守势力。

　　与政策过程精心部署、精心分化公众、精心维持操作空间相同步的，是网约车公司从始至今未能有稳定发展的事实。后者除非在野蛮生长阶段，获得高估值之外，一直在应对来自于剧烈震荡的政策环境这个最大挑战，直到一个巨大的市场理想被踩在脚下。

　　伴随着红顶对商人理想的绝对性胜利，也许仍能看见洞察这一切博弈过程的人率先逃逸，比如优步将大饼甩给滴滴，在高估值的风口期以近乎完美的方式撤离中国，躲过一劫。优步在网约车市场所做的一切，也许恰恰是在华日资企业垂涎已久的标准动作。

　　经历四城交委联盟的绞杀，网约车在规模上将急剧萎缩，恐怕已经很难再支撑起固有的盈利模式。对照四交委现有草案与其在交通部定性之前放出的原则，可见政策的逐步绞杀是坚定不移的。网约车划拨交委管理还不能令其放心，在无利可图之下，情愿诛杀之。

　　换言之，网约车所结成的市场新贵，是无法与交委代表的利益模式建立联系的。或者说，前者指向新的利益构成，或对交委造成沉重的打击。自己得不到的，不如毁灭了也罢。在政策逻辑之后，或许深藏着这种新旧利益格局的较量，大致也不是危言耸听。

　　北上广深拿出不同字体写成的同个政策版本，这一天的象征意义，不亚于当年曾国荃攻破南京太平门的那一天。网约车搅动市场，带来非凡的技术及生活想象，但交委负责这一切幻觉。在此之后，恐怕再没有什么悬念了，网约车的限度已经被焊死了。

　　那些曾经出于懵懂的恐慌，围追堵截网约车的出租车司机，除了坐稳了被剥削这个奴隶地位，也不会从这场胜利中获得什么好处。

　　广州一万多台出租车、北京上海各四五万台的士，大概就是这么个规模的雇佣军，合作绞杀了可能造福百万千万之众的分享新经济重要模式。

　　就市一级的影响面来说，龙华与坪山设区，可能会让深圳在城市治理方面探索出一条与众不同的模式。很明显，北上广在区划调整上做的是减法，调整后行政区变少，而深圳做的是加法，调整后行政区变多了。孙不熟在“城市战争”指出，对发展中国家的城市来说，发展高于一切，所以城市运营是一个非常正常也非常重要的策略。不过，随着中国经济不断迈向发达国家水平，像北上广深这样的一线城市，应该有更高远的追求，在城市运营的基础上多设定一些精细化管理的目标，让我们的城市除了宜商，还能宜居。

　　深圳行政区划做了一个调整，国务院正式批准深圳设立龙华区和坪山区，深圳的行政区数量从原来的6个变成现在的8个。

　　熟悉深圳的朋友应该知道，深圳的行区划跟一般城市有一点不同，此前除了有6个行政区之外，还有4个功能区（光明新区、坪山新区、龙华新区、大棚新区），两个特别区（前海经济特区和深汕特别合作区）。

　　功能区和行政区是不同的两个概念，比如今天之前的龙华新区，在民政管理上仍然属于宝安区，但在经济管理上又脱离了宝安区，由市政府的派出机构直接管理。所以，功能区的一把手不叫区委，而叫做党工委，二把手不叫区长，而叫管委会主任。而且因为不具备行政区的资格，功能区也不设、政协的班子，党务、行政的班子也非常简单。

　　简单来说，从经济管理、招商引资、财税统计方面，功能区已经跟行政区相差不大，但在民政与社会管理层面，功能区是没有独立权限的。所以，龙华新区变身“龙华区”，虽然只少了一个“新”字，但内涵却是完全不同的，前者只需地方政府设立，报省与国务院备案即可，后者则需要中央的批准。龙华新区设立的时间是2011年，到今天才正式设立行政区，可见这个批准流程不是那么容易。

　　就当地的影响面来说，龙华与坪山设区，对当地产业经济的带动是有限的，因为在设区之前，龙华与坪山就已经是市政府直接管理的经济功能区，真正利好的是当地科教文卫等公共资源的配备。

　　设区之前，龙华与坪山的治理目标比较单一，主要是围绕着招商引资与产业发展而服务的，设区之后，公共资源和福利方面就要向真正的行政区看齐了。这意味着当地的学校、医院、政务服务的质量与水平会有大提升，这对当地楼市的确是一个不错的利好，也难怪房地产媒体高度关注。不过，4个功能区中，为何只有龙华与坪山转正，大鹏新区，以及更早成立的光明新区为什么没有转正？求解。

　　那么，到底还是做加法好，还是做减法好？各有利弊，也各有说辞。做减法，可以说是并区减政、降低行政成本，打破行政边界，有利于统一规划、统一管理；做加法呢，可以说是缩短管理链条、提高行政效率，有利于城市的扁平化管理、精细化管理。

　　如果城市治理的主导目标是精细化管理，我认为做加法可能是对的。国际上精细化管理做得比较好的城市，比如中国香港、日本东京、法国巴黎在区划设置的数量上都是比较多的。香港面积大约是1104平方公里，但划分了18个治理区；东京都面积大约2188平方公里，其中仅东京都区部就设立了23个区，多摩地区则设立了26个市；行政意义上的巴黎（小巴黎）只有大约105平方公里，但划分了20个区。跟这些城市相比，中国城市的行政区数量还是太少了。

　　城市要精细化管理，就必须尽量减少管理层级、推行扁平化管理模式，在此意义上，区划设置的数量应该适度加大。但在中国，城市治理的目标不可能仅仅是精细化管理，还有经营城市的考虑。

　　比如广州萝岗与黄埔的合并，就有这方面的因素，黄埔是个老工业区，人气旺，科教文卫配套好，但是没地没钱，新产业的发展也比较乏力。萝岗是个新兴的高新技术产业区，有地有产有钱，但是人气不足，科教文卫的配备比较差，把这两个区合并，可以实现优势互补，实现1＋1大于2的效果。上海静安与闸北的合并，其实也有着相似的逻辑，静安是品牌，闸北相对落后，但是有地，发展空间大，二者联合之后，也是优势互补，化学反应强烈。

　　再比如，龙华与坪山设区，除了精细化管理的需要，背后当然也有非常合理的城市运营的考量，毕竟龙华与坪山原本就是深圳非常重要的两个产业园区，其对深圳经济发展的作用，可以说举足轻重，将其单独设区，有利于这两个产业园区继续做大做强。

　　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把这类行政区划的调整比喻成投资银行对上市公司的拆分与包装策略，从城市运营的角度来看，可以说非常成功。比如萝岗和黄埔合并之后，静安与闸北合并之后，对当地的楼市都是很大的利好，开发商的房子好卖了，政府的土地出让金也攀升了。

　　对发展中国家的城市来说，发展高于一切，所以城市运营是一个非常正常也非常重要的策略。不过，随着中国经济不断迈向发达国家水平，像北上广深这样的一线城市，应该有更高远的追求，在城市运营的基础上多设定一些精细化管理的目标，让我们的城市除了宜商，还能宜居。

　　空间形态对城市的创新体系建设没那么重要，即便是大农村，只要基础设施做到位，也仍然能够通过成本优势、环境优势吸引到高端人才与高端产业。比如，东莞的松山湖就因为环境好、成本低获得华为这个大宝贝的芳心，北京的后厂村路在规划上略等于乡村公路，但靠着成本优势照样吸引到最牛的互联网公司入驻。孙不熟在“城市战争”指出，大多数时候，对创新创业者来说，最关心的不是城市的空间形态，而是成本、成本、成本。在这个意义上，再高明的城市规划开元体育，也比不上简单粗暴的成本优势来得实在。所以，高房价才是规划师最大的敌人。

　　最近读完一本搁置好久的书《硅谷百年史——伟大的科技创新与创业历程》（下文简称《硅谷百年史》），获益良多，今天就聊聊硅谷以及它给中国城市的启发。

　　肯定没有人能规划出硅谷，硅谷的产业发展遵循着一套美妙的自发秩序，就像《硅谷百年史》里说的，“一个产业带动另一产业的连锁反应”。硅谷所在的旧金山湾区乃至整个加州的实质性发展，是从19世纪中叶的淘金热开始的，淘金热从东部带来了大量的人口与货物，这直接催生了铁路业，铁路再带动运输业，运输业又带动港口业。港口业有两个伴生作用：港口催生了沿海城市，城市需要电力，输电需要高压电力线，这使该地区成为电力工程技术的领先者。港口需要无线电通信，这需要电子信息业的发展，从而催生了半导体产业，半导体产业又衍生出微处理器产业，从而产生了个人计算机，计算机又催生了软件业，软件业又得益于互联网，互联网巨头们创造了巨额财富之后，又投资于生物科技和绿色环保技术。

　　简而言之，这就是硅谷产业链的基本发展脉络，它给中国城市的第一点启发就是，产业发展与联动存在着一种自发的秩序开元体育，事先是很难准确判断的。在产业布局上，政府往往希望种瓜得瓜、种豆得豆，但在千变万化的市场环境中，种瓜有可能是得豆，种豆又可能是得菜。

　　以硅谷为例，如果淘金热出现得更早一点，或者更晚一点，会不会仍然在湾区催生出一连串神奇的化学反应，没人知道。2、硅谷并没有发明什么。

　　硅谷头顶着全球科创中心的皇冠，但它其实并没有过特别重大的发明创造，对人类影响重大的半导体、晶体管、电话、计算机、互联网、原子能，其诞生都跟硅谷没有关系，它们要么源自美国东海岸那些金光闪闪的老牌实验室，要么源自美国政府与欧洲政府主导的研究成果，硅谷在这方面乏善可陈，但它有一种纽约和波士顿都没有的特殊技能，那就是能够迅速理解一项发明成果对社会可能存在的颠覆前景，并将其做成生意，挣到大钱。事实证明，对财富的追逐才能最大程度地激发人类的洪荒之力，硅谷因此后来居上，纽约和波士顿实验室里那些高大上的发明，只有到硅谷大农村鼓捣一下，才有机会迅速传播、改变世界。所以，硅谷给中国城市的第二点启发是，基础科研与产业转化在空间上是可以分离的，基础科研差的城市可以专注于后者，一样可以摘到高科技产业上的明珠，在中国最典型的例子就是深圳。

　　3、没有斯坦福大学就没有硅谷，这几乎成为一种共识，但在硅谷经济起飞之初，斯坦福算不上一所很好的大学，这首先要从历史说起：硅谷所在的旧金山湾区以及整个加州，属于美国的后发地区，也曾是美国的“文化沙漠”。最重要的三所大学斯坦福、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加州大学旧金山分校，都创办于淘金运动之后的20世纪下半叶，比起东海岸常青藤的那些老牌名校，足足晚了100多年。大学会吃历史的亏，硅谷也不例外。

　　斯坦大学后来的崛起最早要归功于一个颇为尴尬的原因，那就是办学经费紧张。斯坦福是私立大学，没有政府财政支持，办学经费越来越紧张，但根据老斯坦福的遗训，这个大学既不能卖地，也不能收学费。这个时候，一个叫做弗雷德·特曼的教授，想到一个办法，地虽然不能卖，但可以租。于是，斯坦福大学干起了“收租婆”的买卖，并依托园区企业，想方设法在技术转化上做文章，这个决定直接催生了后来的斯坦福工业园。

　　正好，当时日本经济开始崛起，太平洋贸易迅速发展，一些科技公司想到加州设点，斯坦福科技园成为一个不错的选择。第一批进驻斯坦福工业园的公司有瓦里安、惠普、柯达、通用电气，还有一个商洛克希德马丁。斯坦福科技园被认为是硅谷的起源，特曼后来当了斯坦福的副校长，也被称为“硅谷之父”，他还直接资助了自己的两位学生创建了名震天下的惠普。

　　经济腾飞也带来了高等教育的显著提升，旧金山湾区今天聚集的大学完全不输波士顿和纽约，并助力加州成为全美第二大科教中心。所以，硅谷给中国城市的第三点启发是，大学对科创中心的建设非常重要，因为科创产业需要源源不断的人才支持与技术支持，而大学是这两项资源的最佳供应者。世界上有名的科技园区，除了美国的硅谷与波士顿，还有中国的中关村、新竹，日本的筑波，印度的班加罗尔，都是硅谷模式输出的代表，那就是依托顶尖大学的科技园区而出现的。深圳被认为是一个暂时的例外，但这座城市正在以全所未有的资源投入恶补大学这块短板。

　　4、硅谷为什么在西岸而不是东岸？没有哪个行业比高科技更依赖大学，但论顶尖大学集中度，首推纽约－波士顿地区，这里汇聚了常青藤联盟里的大部分学校，问题是虎踞龙盘的东海岸居然输给了当时还在吃土的西海岸，原因一定是耐人寻味的。这说明，硅谷成功的原因中，除了大学，还有其他的东西。

　　一个常被人提及又被低估的事情是，湾区曾是美国西进运动与淘金运动中冒险家的乐园，也是美国嬉皮士与言论自由运动的发源地，这些社会运动为硅谷带来一种深刻的反传统、反体制、反主流的，这股塑造了湾区独特的精神气质，并在20世纪60年代把湾区推到全世界报纸的头条。

　　也就是说，推崇个人主义与冒险主义的精神气质早在硅谷的创业公司之前就已存在，这种精神气质源远流长，与日后涌现在这里的科技公司需要的天马行空、质疑权威不谋而合。而反观东岸，与这个东西几乎是格格不入的。

　　正如书里面所说，东海岸是美国传统的经济与文化中心，仍然延续了老欧洲的很多条条框框，比如东岸的员工要成功，就必须穿西服打领带，但在西岸，即便是亿万富翁也是牛仔裤＋T恤衫。前者盛产的是对生活一丝不苟的职员，后者盛产的是天马行空的工程师；再比如东岸和欧洲一样都鼓励员工在公司内发展，而硅谷却鼓励员工随时考虑换工作，硅谷员工跳槽不存在“背叛”的道德包袱，被誉为硅谷黄埔军校的仙童公司之所以创立，就是源自八个创始人的一次集体的“背叛行动”，“背叛”在西岸畅行无阻。这在东岸是不可想像的，纽约－新泽西是美国科技人员最集中的地区，但是自打有了AT&T以后，就再也没有大公司出现了。

　　再者，东岸的大学在管理上仍然是一板一眼的，但在西岸，大学鼓励教师与学生把实验室里的科研成果拿去市场上技术入股，鼓励他们创办企业，并据此创造出一整套的“产学研”互动模式，这也是斯坦福工业园之所以成功的重要原因，如果仅仅是靠收租是不可能后来一连串的化学反应的。

　　所以，硅谷肯定不会出现在美国东岸，正如淘金运动、嬉皮士运动、言论自由运动不会出现东岸一样。硅谷给中国城市的第四点启发便是，远离传统的、经济与文化中心，不见得是一件坏事。离中心太近的地区，人们更倾向于靠利益交换与妥协来解决问题，反而是那些“天高皇帝远”的地方，可以更充分地依赖市场与法治，靠创新来主导经济社会的发展。

　　5、“好气候胜过政府的努力”。《硅谷百年史》里特别提到，“在硅谷的发展过程中，一个经常被提及却又被低估的事实是其晴朗温暖的地中海式气候”。湾区没有纽约波士顿那么寒冷的冬天，没有芝加哥那么刚猛得雨雪与狂风，也没有南部德州那种湿热的天气，这里四季冬季温和多雨、夏季凉爽干燥，很多创业者都被这里的气候所吸引，其中就包括对硅谷发展起到关键作用的两位“硅谷之父”。

　　第一位“硅谷之父”是前面提到的斯坦福大学前副校长弗雷德·特曼，他本来在东岸的麻省理工任教，但在一次回斯坦福大学探亲的时候患上了肺结核，病好后发觉气候阴冷的波士顿已经不适合他的身体，麻省的教授梦成为泡影，他只好留在当时不被人看好的斯坦福大学担任“无线电工程学”教授。很难想像，如果不是这个插曲，特曼就不可能是“硅谷之父”，也许会成为波士顿128公路高新区之父。而没有特曼，硅谷也许根本就不会出现。在这里，气候因素功不可没。

　　另一位被誉为“硅谷之父”的是晶体管的发明者威廉·肖克利，正是他从贝尔实验室回到湾区，才吸引到仙童公司最早的八位创始人慕名来到湾区，并创办出日后一系列伟大的公司。《硅谷百年史》这本书里写到，肖克利之所以回到湾区的家乡，“一个很大原因是这里美好的气候”。

　　地中海式的美好气候让硅谷人背感自。